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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用三支笔搭建文化传承的桥梁

作者:未知

  郭绍纲,油画家,广州美术学院的开拓者,1985-1992年任院长,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。早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,受教于吴作人、李可染诸名家,后由国家派送至苏联列宾美术学院深造。长期从事美术教育事业,主持和参与了广州美术学院早期基础教学体系的建构、美术教育专业的创办、校办企业的发展和“产、学、研”教学体系的建构等重要工作。从教四十多年,桃李满天下,为广东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。2015年获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。
  2018年3月22日,郭绍纲先生在广州美术学院寓所接受本刊记者访问。郭先生围绕文化创新、文化传承、美学教育与文化自信的关系,畅谈主持广州美术学院、如何传承传统文化、中西文化的关系等话题。本文系访谈录音整理稿删改而成。
  我一生有“三支笔”:画笔、毛笔和硬笔。画笔画油画,毛笔写书法,硬笔著文章。画笔加硬笔,是我四十多年从事的美术教育;毛笔加画笔,是中西文化给我的滋养,也是我的专业与爱好。我从这两方面谈谈如何做好文化自信。
  办教育需要开放创新的精神
  美术教育是大的涵盖教育的一个分支。建国前,上海、广州的很多公办的,特别是私办的艺专或私立学校都有师资培训,叫师范科。因为一些原因,我们的教育在美育方面是有所欠缺的。五四运动以后,大家都说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,领导人搞理工出身的相对多一点。编写教材的人、特别是领导教育的人,在知识结构上有所欠缺,这就造成了我们这一两代人的现状。
  20世纪80年代初始,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到我们学校来,说社会很需要美术老师,希望你们培养美术老师。多年来,艺术院校都是培养画家、雕塑家这样专家的,美术教师怎么培养?大家也没这个观念。在会上我表示一定要办,而且也有意向办。领导说,你是学油画的,就不要考虑了,等到转了一圈之后,又来找我办。理由我也知道,很难动员到人。所以在组织批准后,我就去办培养美术老师的学校了。
  我认为绘画的核心基础是素描与速写,同时还要充实全面的文化修养。除了办好基础课外,我还从外校调教育学、心理学等方面的老师。在知识结构上面,除了素描课是全校公共课,还有水彩课、工艺选修课、国画选修课等。前两年都是必修,后两年就是重点选修。我们提出“多能一专”的观念,就是培养人才要全面发展,“多能”指接触的画种、艺术形式多,“一专”当然也狭义上可以指专水彩、专油画等,但广义上“一专”应该是专美术教育。关于这个概念,现在很多文章还会有概念不清、概念狭隘而造成的意见不统一,这是比较遗憾的。
  我们在广东办美术教育,也有很多关于资金分配、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的争论。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原来叫华南师范学院,它要升大学,就要十四个学科齐备,但是它只有十二个学科,缺少美术和音乐两个专业。作为领导,从事业出发就要考虑学科的全面涵盖,不然,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专心办好现有的专业也是成绩。那到底要不要增办专业呢?有很多不同的声音。有些人说,大家都办力量就分散了,我们应该集中使力。我不这么认为。学术是公开的,不是一家能独揽的。我主张大家都办,事在人为,谁办得好就领先,谁培养出的人才质量高就领先,并不能说你们都不要办,我办了你们就不准办。这个社会上需要大量的美术师资,一个单位解决不了那么多社会问题,这是有统计数据支持的。
  高校开会的时候,我跟教育学院的院长谈。我说,你们教育学院应该培养美术师资,应该有这么一个专业、这么一个系,他说可我没有师资。我就说,那我来推荐好不好?我们这里教育系、师范系的老师到龄退下来了,你们就接过去,让他们继续教育。因为要给后面梯队的年轻人上来,老的就要退下来,退下来到哪儿去?他还可以发挥余热,就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我们学校有很多老师都去了教育学院。
  开门办校,就产生师资人才的流动问题。我主张开放型办学,尊重人才的意愿,鼓励他们自由流动。曾有一个老师来找我,因为生活问题一定要离开广东美院国画系,调到广东画院。那我就问他,画院给不给你画室,给不给你宿舍?他说都给。我当即说,我同意你的编制过去,但你还是我们这里的教师,留一部分时间回来上课。他同意了,后来还带了研究生。这样双方都比较愉快。80年代初,我们这里的广告专业兴起,系里和张艺谋有一定的�系。我很想请张艺谋过来办摄影专业,不久张艺谋拍出《黄土地》,我一看,觉得我们搬不动了,他肯定要到北京去了。后来,白马广告摄制组曾遇到一件事,省里要调我们的“白马”(郭先生主张对待教育事业要甘当垦荒牛也敢做千里马,白马是人才之意)去省里。学校的领导层有不同意见,有人说不能让他走。我说,学校是培养人才的,捂是捂不住的,这还要凭自愿,他自愿留下,我们当然欢迎,不自愿留下,还得让他走。第一个白马走了,还有第二个,第二个走了,还会有第三个,这个就是文化自信、教育自信。培养人才,我必须要有这个自信,有能够不断向外输送人才的能力,才能把学校办好。
  壮大教师队伍要珍惜人才,不要总按照条条框框做。我们教育系有一位工人出身的老师叫尹秋生,手工很好,他的雕刻手艺特别出众,有一种因材施艺的本领。他不是先有一个形象然后去找材料,而是经常到旧木行或家里的角落看有什么木头,把能用的木头改造成什么艺术作品。一块木墩子,他可以设计成一个大乌龟,最后打磨出的光泽有点龟甲的质感,这在整个广东省都是罕有的。会绘画和素描的人很多,但是真正会木雕的、搞得好的极少,物以稀为贵嘛。我提出,这样的人才一定要留,学历不够让他去进修,但是边补边教课。就这样,几位有才华的老师学校最后都破格留下来了。
  我也主张根据社会需求多开办新专业。开办新专业可以利用原有专业设置组办,培养社会亟需的专门人才。比如我们办服装专业,中国可以找出千百名高级裁缝,但是没有服装教授。如果先通过考核,给裁缝封几个教授,再把他请进来教学生,那不知要多少年。我们就采取擦边球的方法,原有的染织专业,加一个括弧,变成了染织专业(服装设计班)。服装设计就招生进来了,再请一些相关的老师,他有教授之名,但是不一定在服装方面很在行,但是他可以指导,就带一些年轻的老师办起来了。装潢专业办环艺设计版,陶瓷专业办产品设计班也都是一样的思路。   我接手做管理的时候,高等教育有一个“产、学、研”结合的要求,我就鼓励各系搞创业。我们这里没有实习工厂,但是有公司,工艺系(后称设计系)率先办了公司。公司是对外的,也对内,是让老师和学生面向社会的一个窗口。美术是一门和市场关系紧密的行业。画了一个图再好,对方要你做个预算,很多学生不知道市场行情就做不出来。一块三夹板多少钱?不知道。规格是什么?不知道。规划得再好,人家问造价多少,我要投多少钱呢?说不出来。这是我们要弥补的短板。公司就是这样一个窗口,让大家到现场,到材料行或其他地方去了解商品的规格、价格,材质的组合等等,而不光是纸上谈兵。现在说这些大家很容易接受,但在80年代初,高校不太有这样的机制。北方兄弟院校到我们这里考察,有些领导回去后就说:“不得了了!广州美院完全资本主义化了。”其实“产、学、研”结合,这是高教条例里面都有的,我们最后也顶住了压力。
  回顾我办学的这些年,有这么一个特点:不要被一些条条框框束缚,凡是有利于改革开放的,我就开绿灯;有利于人才培养的,我就力挺。我曾和有些系里讲过这样的话:你们大胆闯,闯出来的成绩是你们的,如果有问题了,我来承担,你们大胆上。让我比较欣慰的是,他们大胆闯出了不少成绩,也没有让我担太大的责任。可见开放改革的精神,带领我们走向上了正确的道路。
  文化传承要摒弃浮躁功利之心
  我的专业是油画,我的爱好是写毛笔字。
  我六岁在农村里面就读过私塾,在那儿有两年的功夫,学了几本小书,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弟子规》《千字文》。从描红开始,后来临帖,知道有柳公权、黄自元等人。等到了三四年级去天津市读小学,学校设有书法课程或者作业,要么让学生在那里写,写完了留下让老师圈阅,要么就是学生回到家里去,一天写一篇大仿和三行小楷,一行小楷大概二十多个字,这是每天要交的作业。等到我留苏期间,还有时候用毛笔写写信封,但是内容都是用钢笔来写的。我还在东安市场买了一批墨块、墨锭作为礼品和纪念品,送给苏联那边的洋人老师,很受欢迎。回来之后不久“文革”了。“文革”期间,我关牛棚的时间特别特别短,大概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。是怎么出来的呢?红卫兵都去串连了,学校人少,我们就写一份大字报,说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,结果自己都出来了。这是自我解放的大字报,是用毛笔写的。
 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卸任院长时,校友知道我写字,就给我办一个书法展。开幕的时候我说:我的主业是美术教育,我的专长是油画,书法是业余爱好。这是告诉大家,我是业余玩家,不想在广东书法圈里争长短。文联的负责人和我说,老郭,你卸任了,到书协来坐一坐。我说对不起,千万使不得,我连会员都不是,空降到书协来,对你、对我、对大家都不利。各地书协大同小异,关于位置排列的问题非常敏感。陕西省书协有一位正主席,六十位副主席,因为副主席、理事、普通会员的书法都按尺论价,各自不同。这些现象恐怕都不是真正从书法艺术或者美术艺术出发,都是个人的名利在作怪。还有我在报纸上也看到,艺术界容易形成一个小圈子,有些是艺术上的趣味相投,固然无可厚非,还有一些却是被商业左右了。例如邀请人家参加座谈会点评一番,随手就奉上红包;或者花点钱在报纸上登载出来,为自己多造势。人家收了红包,只能讲好话,很难表达真实的观点。我们谈的是学术,也不是打击别人,抬高自己,也不是维护个人利益,而是真正从社会的文化传承、学术公正的角度来探讨问题,这个自信应该要有。
  文明要传承下去,首先得遵守一套基本的标准。现在写字有个不好的习惯,就是过于强调个性。字写得散漫,上下分解、左右联合,影响信息传达不说,也没有真的美感。当然,有些诗词内容认识两个字,兴许后面也能猜出来。但像我们这种年龄的很多字都看不准,那更年轻的人呢?他更会觉得书法和我没什么关系,从而远离这种书风,甚至远离书法这门艺术。所以我认为传承传统文化要先强调书法艺术的共性,摒弃单纯的浮躁宣泄之风,心里有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让书法首先具备传承和传播的性质。越个性化往往越脱离群众,跟一般的读者越疏远。我推崇王肇民教授的诗画论:“一副丹青但写真,不标宗派不标新。”创新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。
  正因为我深深有这种感受,所以我写字要一笔一画地写,繁体、简体我都写,但是尽可能规范化,不认识的字可以查字典,有根有据,不随便造字。我写字主要是放松自己,静下心来,一笔一画地写,就像练太极一样把气和力都结合起来,一招一式要到位,气和力都要协调,主要是练心静这个功夫。就是这样,我写楷书还时有漏字,因为嘴里一念叨,就把下面的字一起写出来了,而前面还有个字没写。写完之后才发觉漏字了,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?还得要补上去,可惜补上去后这件书法就不太完善了。我有很多这样的教训,就尽量小心,如果这张字一个字都没有误漏,心里就比较安慰,感到心满意足。有些习作过段时间翻出来看,总觉得念着不对劲,五言的七言的还好像差一个字,后来一对正文的确是漏了,这需要反复查漏补缺。古人说:敬惜字纸,我写书法不是要问鼎第一,追求自成一格,但起码要做到对原文负责,还要对读者负责。我认为这是传承文化最基本的态度。
  �文化自信离不开文化传承,而文化传承离不开教育。现在的风气是强调“不要输在起跑线上”,给孩子很大的课外压力。而文化传承最重要的一环恰恰被忽视了,那就是家庭教育。家庭教育是耳濡目染的,胜过各种补习班。作为家长要给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。什么叫良好?首先要规律生活,其次要言行一致,孩子受到这样的教育,才具备幸福的能力。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,细胞越健康,整个社会就和谐。
  以美学教育为例,提高儿童的审美能力可以从每个家庭的具体实际出发,量力而行即可。例如家里挂一副对联或一幅画,这幅画如果能讲故事,对联的内容是什么,这就是美育;比如插花怎么插得好看,这个要看花的原始条件,种花、养花也是美育;家长喜欢唱碟,那就放音乐,给孩子多接触音乐,也是美育。生活中有艺术方面的专家朋友很好,没有也不要紧,关键是家长要善于利用资源、善于挖掘小孩的潜能。
  有些家长也会有疑问,孩子选课到底选中国书画好,还是西方的油画水彩好?我认为可因材施教,但又殊途同归。油画和毛笔字之间有截然不同的美。油画是讲笔触、讲机理的,而毛笔的锋颖之美是油画所没有的。中国人拿毛笔写字是传统,我专业上的前辈大多都是写毛笔字,比如李铁夫、徐悲鸿等老前辈。后来学油画的人不重视毛笔字,也不重视从中国文化里面吸收营养,完全推崇西方美术那一套,再加上西方善于夸大自己,造成了美术界许多西方画家的地位是被过高评价的。但长此以往,中国怎么能有自信呢?我们通过几十年的发展,经济搞上去了,现在应该也有这样的文化自信。把话语权拿回来,不是西方推什么,我们就跟着搞什么。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是兼容并蓄的,正像李铁夫非美派,徐悲鸿非法派,吴作人非比派一样。油画是外来的绘画,表现形式想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,需要油画群体的集体努力。徐悲鸿的《田横五百士》和董希文的《开国大典》,就很有中华民族的气韵和特色,跟外国油画艺术风格有很大不同。把西方好的东西拿过来,移植到中国现实生活的土壤里;而中国传统的书画也可以大胆走出去,和西方美术多交流,在交流中才能创造出艺术的新奇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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